中国画发展到今天，确实一方面是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大的形势是非常好的，但是从它的深层、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在前进和发展的问题上，还是存在着一些深层次困惑，或者说有些深层次的危机。因为中国的绘画传统在20世纪的激烈社会变革当中，它的处境一直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当中，曾经几次处在发展的低潮。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发展时期，在世纪之交我们在对中西方艺术都有了进步的了解之后，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可能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的这么一种条件，我们解决或进一步推进这些任务的条件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郭怡孮先生做为一个花鸟画家，他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郭怡孮先生的花鸟画创作以我个人的浅见来看，是从他的父亲郭老先生那里继承了深厚的学养和笔墨方面的传统，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郭怡孮先生他完全没有停留在继承的阶段上，而是勇敢的、非常努力的并卓有成效的在向前推进。我觉得郭怡孮先生在花鸟画创作上做出了一些重大的突破。中国花鸟画到了当代要突破其难度是很大的，他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画近代出了一些非常出色的花鸟画家，这些大师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在技巧上，在整个风格上，在整个理论体系上非常成熟，正是这种成熟使得后来人在继承和创新方面加大了难度。路不太好走，很难再超过以往的大师，正是在这方面，郭怡孮先生是做的难能可贵的。

　　我觉得他在三个方面对花鸟画的突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是题材，郭怡孮先生的题材恐怕是当代花鸟画家当中题材最丰富的画家。他把山花野草，把现代各种新的花卉品种都入了自己表现的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也是他的作品有崭新的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的来源。

　　第二个突破，他在用色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因为中国画把用色历来是放在次要的地位，强调水墨为上，强调色不碍墨。在中国传统画论当中就是过分的或者大多数的强调了清高雅逸的审美趋向或者趣味，对颜色的运用比较少。中国的宣纸是一个不太有利于表现色彩的工具，画上湿的时候和干的时候颜色的差距非常之大。这是完全要凭经验，在这方面我想郭怡孮先生一定作了非常多的尝试，而是我想他一定也有很多失败。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他的作品色彩用得最鲜艳，用色彩的量也是最多的。中国画用色方面不但有技巧上、材料上的难度。而且还有审美趣味上的问题，因为中国画审美趣味当中非常会因用色过多而造成的“俗”郭怡孮先生他能够用色“多而不俗”。在花鸟画方面在近代用色比较成功的方面是吴昌硕和齐白石。但是他们的颜色是局限在西洋红等非常少的几种颜色当中，而郭怡孮先生用色是色谱非常的宽。他是结合用了很多水彩水粉丙稀画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是传统中国画颜色当中没有的，色彩非常丰富。就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对花鸟的创新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第三是在构图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他的构图显得非常的饱满，显得“满实”，空白留的比较少，这样的构图方法也是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发展。在传统的中国画当中，对留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花鸟画，一般说画的比较空，实的部分比较少，这样的一种传统造成了中国的审美观，现在郭怡孮先生想改变中国画传统的章法规律，那么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这个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的饱满的构图比较丰富的代有重彩性的色彩探索和他的题材的多样性这三个方面相结合，就造成了郭怡孮先生和中国传统花鸟画非常不一样的独特的个人面貌。我们中国的花鸟画的发展，正是依赖于或者期望着更多的像郭怡孮先生那样有志于探索、勇于推进的更多的花鸟画家来做出艰辛的努力，我们中国花鸟画才会更有希望。

　　——潘公凯

　　选自《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孮》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怡孮先生是国画系的教授，在我们系工作二十多年。郭先生是位非常敬业的先生。可以说教学是郭怡孮先生很重要的另一部作品，大家可以从他培养的学生中看到他在教学上付出的心血和成果。我认为郭怡孮先生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局限在花鸟画范畴，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画走向现代的现实状态下，郭怡孮先生的艺术探索对所有的中国艺术家都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上一个世纪我们和传统就有一些疏离，就像刚才靳院长讲的连他们那一代人对传统都开始有些陌生，在目前这种开放的状态下，大量的现代的西方信息的涌入，使很多人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传统的就一定是落后的，就不是现代的。我认为郭怡孮先生的艺术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他始终没有脱离传统。对传统美学的追求，从先秦美学开始，像孟子所说的充实为美，充实而又有光辉为之大，大而代之为之神，所以充实和大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的很重要的审美精神，在汉唐艺术当中，它充分得以表现。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水墨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主流以后，文人的孤傲、冷逸的一种审美，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甚至影响到了作为院体画或者工笔重彩画的发展。现在很多人认为一画中国画就是几笔逸笔草草这样才叫中国画，好像除外就己不叫中国画了，实际上这里我们对传统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我认为郭先生作为一位现代艺术家，在现代探索当中始终没有退避传统美学，甚至提出了“大花鸟”。我认为，他本身就是很传统，发扬博大雄伟的民族精神。另外在语言上，他的画面那种审美状态表现的趋势很有现代感。仔细解读他的创作语言，在郭先生的绘画里，可以说是运用了所有中国画的语言，包容写意、工笔、水墨、重彩全部技法，甚至山水技法，他都大量吸收为我所用。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在他的作品中仔细看看。我个人觉得在这点上他是做得非常好的！对于中国画所有的语言状况，你可以感觉到他处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全面俯视，他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的，同时大量的，广泛地吸收新的技法，在整个语言的结构上具有鲜明的现代创造性，另外，就是艺术观念，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强调师传统、师造化、师心。但在传统绘画发展中，艺术家往往在这三方面各有侧重，文人更多的强调师心，传统派特别强调师传统，而我感到郭怡孮在他的艺术创作观念上是非常开放的，他努力做到师传统、师造化、师心，来完成他整个的艺术创作的追求。

　　以上几点，郭先生别开生面，但实际上没有离开传统，和他的父亲郭味蕖先生一样在艺术创作当中都是非常的坚守传统，而且都是学者型的画家。我觉得这是一种血缘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我认为对中国画的现代探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画现代探索中，很多人在用西方的艺术观念，甚至大量地吸收西方的语言要素，作为个人表现来讲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整个的中国画艺术家们都这样来追求现代化就有偏颇。对于传统当中包容的现代性，应当仔细的审视发扬和研究，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绘画艺术，使它走向现代。所以我说郭怡孮的艺术探索在这一方面对我们是重要的启示。

　　——韩国臻

　　选自《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孮》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想说郭怡孮先生在绘画理论方面也继承发展了郭味蕖先生的传统，他长于思考，是一个思考型画家，这一点从他的文章，他的画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提出“大花鸟意识”、“主题性花鸟画和直觉创造”、“野草也是我的花园”、“大麓画风”还有“重彩写意”“技法重组”等等。这是他的视点，他的理论概括，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都有把相对应的因素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一个大花鸟意识把花鸟画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要写生命，要写精神性，要有文化内涵，要有时代特点、社会属性。花鸟画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但这是他的主张。提出“主题性花鸟画”这本身也很有意义的，虽然他是有争议的课题，他把主题性花鸟画与直觉创造这有矛盾的两方面并论，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也是他的提法，第三他提出“大麓画风”这是从启功先生为他提画诗中的一句“黼扆宏开大麓风”引深出来的，屏风的辉煌与野草、野花的结合，本身也是难度很大的。第四还有“重彩写意”，说老实话写意就是排斥重彩，重彩也有自己的传统，结合起来也是难度很大的。他的画是有他自己的理论见解的，他的画是有理论见解支持的，很多人说他在郭老先生的基础上有发展，我说他是很大胆的，说明他是有理论思考。他说“直觉先行、理论断后”他说得都很好。我觉得这几点虽然有争议但有意义，这些争议就像他的画有争议一样，上次美术馆展览，我也听到有人说太装饰性、画面太华丽、离传统远了一点，这些意见也很好，两种意见结合起来就形成了郭怡孮先生的艺术特色，郭怡孮所以在当前画坛上的价值，就是由这两点组成的。我认为用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禾的一句话“守独悟同”来认同郭怡孮的艺术，坚持自己独立的东西，体悟共同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守位独立的追求，并要包容并蓄。这是认识郭怡孮先生画作的一把钥匙。我想郭怡孮先生可以继续走下去，可以继续听不同的声音，继续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或独立的画风，因为我们中国画需要各种各样的画风，各种各样的画派，包括他的“重彩写意”这种辉煌的、色彩艳丽的画风。

　　——邵大箴

　　选自《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孮》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家两代人为现代中国花鸟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郭味蕖先生在五、六十年代坚决告别了旧文人画的观念，转向中国画当代形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从技法和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创立了新时代一种新的花鸟画观念，在五、六十年代做了一系列的绘画实践。要说中国花鸟画的创新榜样的话，郭老先生应该是最具有代表的人物之一，而且是最前面的代表人物，这是历史上首肯的。

　　郭怡孮承父业在二十岁左右就继承的很好了，完全可以守郭家遗产吃他父亲的饭。他却是判逆性继承，他继承了郭老先生的精神和思想，又要把花鸟画向前推进，他坚决地冒着很大风险与郭味蕖先生拉开距离，形成自己的新风格是非常难的，也是他的历史责任。

　　郭怡孮先生是位有时代使命感的画家，正因为这样他才敢于冒风险。他的艺术内在美中有一种盛世感，一种中华民族到了八十年代的盛世感，这是他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大花鸟”思维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在走向中国历史新阶段的时候是一种新的机遇。

　　——刘曦林

　　选自《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郭怡孮》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